http://blog.jhcm.com/blog/15/

欢迎各位前来访问．谢谢！

这里不再更新．

    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6000名烈士葬在一起。他永远不能回家了。
    人们唱着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在葬礼的最后一刻，为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柩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

    12人组成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3响，枪声在群山中回荡。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是这样的：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的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战场上，巴顿用他那极富特性的粗俗的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混蛋，你们的刺刀应毫不犹豫地刺向那些杂种的胸膛。" 在巴顿葬礼后，他手下的一位士兵见到了悲哀的巴顿夫人。他想不出用什么来安慰这位不幸的他所崇拜的将军的夫人，但他急中生智讲了将军的故事：

    那天，我们的车陷入了深泥里。恰巧一辆吉普车驶近。车上的人随即喊到："你们这帮混蛋赶快下车，把车推上去。"我们按着他说的做了。但我在推车时才发现，在我身边的和我一样推车的这位将军正是您的丈夫。是的，夫人，我们佩服他。"

    巴顿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巴顿将军的传奇人生 
     　   

　　1935年，一位50岁的美国陆军中校在夏威夷撰写了一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的论文，指出日本军队可能偷袭珍珠港是潜在的危险，并预言这种偷袭对美国将是灾难，但他的预言并未受到足够重视。6年后珍珠港事件让美军遭受重创，这位中校就是巴顿。在全球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之际，［美］斯坦利·赫什森在占有大量从未在美英公开的秘密资料的基础上，解密巴顿，从巴顿的家族史、西点军校的发迹，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努力进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彪炳战绩，同时也描绘了他在二战期间如西西里暴行等颇有争议的行为。这部新出版的《巴顿将军》传记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巴顿。

　　二战使许多美国将军声名显赫，巴顿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于他作为战争指挥官的技巧和决策。巴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军人世家，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准将，祖父和父亲都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巴顿19岁进入西点军校。从步入军界起，他就把杰克逊的一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基本格言：“不让恐惧左右自己”，他认为这是军人能够勇猛无畏的根本因素。巴顿的英勇善战闻名于世界，他在战斗中勇猛而残酷无情，善于用他那极富特性的粗俗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屡建奇功，威震敌胆。他曾说：“赢得战争靠两样东西，那就是胆量与鲜血。”因而又被誉为“血胆将军”。他在领导坦克兵团训练时十分严酷，士兵和军官每天从天亮到天黑，都要完成一套固定的训练计划，晚上则听军官训话。巴顿向军官传达的信息是“前进，再前进”，那些参加过训练的人给坦克兵团起了一个绰号“自杀俱乐部”。巴顿极为自信，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一次，巴顿在营地巡视时，看到军官帐篷旁的一道道壕沟，便大为不悦，他不希望高级将领跳进壕沟躲避德国飞机轰炸。巴顿问陪同的艾伦：“哪一个是你的？”然后走过去，给里面撒了一泡尿，说：“现在你来用吧。”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后，巴顿的部队于7月集结在柯腾丁半岛上。巴顿的任务本身是向西攻占布列塔尼地区，但是，他的进攻精神和运动战速度终于把局部的突破变成了全面运动战，迫使德军全面撤退。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挺进塞纳河，堵住了残余德军的退路。随后再度进攻，突破齐格菲防线，抢渡莱茵河，长驱直入德境。此后，德军全面崩溃。巴顿终于抢在蒙哥马利的前头，为美国人及其军队赢得了战场上的荣誉。

　　巴顿的性格中有暴躁冲动的一面，被称为“美军中的匪徒”，这给他的一生带来不少麻烦。他在西西里战役训话中告诉士兵怎样对付德国人：“我们要强奸他们的女人，掠夺他们的城镇，把那些懦弱的狗崽子赶到大海里去。”“不管在哪里发现了敌人，都要把他们杀死，杀，接着杀，现在杀得越多，后面要杀的就越少，关押的囚犯越多，要我们供饭吃的人就越多。只有一种德国人是好人，那就是死了的德国人。”巴顿嗜杀成性的指令导致了五次屠杀事件发生，一卡车德国战俘下车时遭到重机枪扫射几乎全被杀死，另一批60名意大利战俘以同样的方式被射杀。巴顿在美军医院里发现未受战伤的士兵（其实患有炮弹休克症）而大发雷霆，动手打了这名士兵的耳光，并扬言要枪毙他。此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巴顿被艾森豪威尔将军责令作出公开道歉。巴顿的暴躁性格对自己的前程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险些断送他的高级指挥生涯。

　　巴顿实际上是一个战争狂人，他说：“战争的历史实际上是勇士的历史，尽管其人数少而又少……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坚忍不拔地追求勇士精神，顽强不屈地追求胜利或是光荣的牺牲。”巴顿具有荷马史诗式的英雄本色，具有不可冒犯的威严，也表现得专横任性。军人的天职永远在战场。一俟硝烟散尽，英雄恍觉无用武之地。巴顿的一句话可看作他苦恼的心声：“为我悲者，不知我也。和平是我的地狱。”巴顿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45年二战结束，巴顿也因车祸结束一生，遗体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美军公墓。他的一生似乎是为战争而生，又为战争结束而死。

　　同以往对巴顿将军的描述不同，作者在《巴顿将军》中描述的不是一个纯粹的饱含英雄主义色彩的将军。他概括出了人物的的复杂性———勇敢和怯懦，温柔和粗犷，诗意和粗糙，无法无天和恭谨虔诚。巴顿的性格是鲜明而立体的，有脆弱，有固执，也有无情。巴顿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生都在为成为一名伟大的将领而作准备，最终如愿以偿。他的一生，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个人性格特点，并引起世人的不同评论。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统率大军的天才和最具进攻精神的先锋官”和“二十世纪的拿破仑”；也有人认为他“勇猛有余、智谋不足”、“骄傲自大、华而不实”。专门研究巴顿的学者则精辟概括：“作为统帅人物，巴顿将军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他自己的尚武精神去激励部下，用他的个性去影响部下在战场上奋勇向前。”

    巴顿将军的爱情故事 

     有着“战神”之称的美国名将乔治·巴顿(1885—1945)，从小就恪守着家族的信条：“勇敢战斗！千万不能辱没家族的荣誉！”在他斯巴达式的人生追求中，同样伴随着一支不同凡响的爱情协奏曲，帮助他走向成功的巅峰。

    巴顿少年时代酷爱体育，饱读历史，他粗犷的性格、不凡的谈吐、俊美的脸型和充满阳刚之气的身体就如同大卫的雕塑，有一股令少女们心动的男子汉气概。凭着优越的家庭地位和良好的自身形象，不知有多少美丽的少女倾心于他，但他的择偶标准十分苛刻。

    巴顿曾公开宣布：“我要找个能理解死的人！”“我要的娘们儿，应该像战士一样不怕牺牲。”这一标准让姑娘们望而却步。

    1902年夏天，巴顿一家来到圣卡特林纳岛度假，在这里，巴顿结识了富商之女比阿特丽丝·拜林·艾尔小姐。她身材苗条，面庞清秀，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纯洁。巴顿经常和比阿特丽丝一起玩耍。一天午后，在“捉特务”的游戏中，巴顿只身跑进岛上的原始森林中，不慎跌进一口废弃的陷阱中，身上多处受伤，但他忍着伤痛，用随身带的猎刀在井壁上挖出脚蹬，爬出了陷阱，终于脱险走出了森林。这次历险让巴顿因祸得福，他过人的意志赢得了比阿特丽丝的好感，两人从此陷入热恋。面对心爱的姑娘，巴顿豪情万丈地宣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 

    巴顿考上西点军校后，痴情的比阿特丽丝周末常专程从波士顿赶到西点与巴顿约会。他们一起去攀登悬崖、郊游和野餐。在巴顿那里，比阿特丽丝了解到不少军事知识和体育常识。巴顿则向比阿特丽丝学习法语、文学，有时甚至把自己的诗作拿出来让她帮助修改。

    在交往过程中，巴顿也在试探比阿特丽丝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他告诉自己的心上人：“我想最美好的死法是，让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发子弹打在我的脑门上。”比阿特丽丝则笑着回答：“那么我希望战争永不结束。”巴顿欣喜地发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知音。

    1909年，巴顿从西点军校毕业，打算与比阿特丽丝结婚，然而未来的岳丈艾尔却不同意，他不愿女儿嫁给军人，担惊受怕。于是这对爱侣向固执的老头发起了轮番轰炸：女儿向父亲撒娇、恳求，软磨硬泡；巴顿则登门向老头雄辩地游说：“我之所以当一名军人，就像呼吸那么自然……实际上公民的最高义务和权利就是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坚冰被融化了，老头最后的疑问是巴顿是否同其他军人一样穷。孰料，巴顿的家庭竟然也拥有百万财产。于是一对富有的新人在谢里登堡的军营中举行了婚礼。

    婚后，新娘子比阿特丽丝随巴顿来到军营，她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在艰苦单调的军营内成为巴顿的贤内助：她帮助丈夫把粗鲁的言辞变得温和顺耳，提醒他如何待人接物，还帮助他克服自卑感。她献身于他的事业，控制他的脾气，安慰他受伤的感情，培养他的外交手腕和敏锐眼光。她还带着巴顿出席上流人士的酒会，结交了不少军界高官，使巴顿在军界获得了很好的人脉。

    为支持巴顿的事业，比阿特丽丝支持丈夫自己掏钱资助研发新式坦克，还说服陆军部的7位将军前来观看。为引起他们的注意，比阿特丽丝特意穿着时髦的衣服，驾驶坦克绕场一周。尽管这种坦克被将军们否定了，但她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巴顿的研究，甚至为缺经费的巴顿部队自掏腰包买坦克零配件。

    在比阿特丽丝的支持下，巴顿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扬名世界。然而，巴顿似乎仅为战争而生，二战结束不久，在1945年12月9日，巴顿乘车与一辆卡车相撞，颈部受重伤。比阿特丽丝以最快的速度从美国赶来，昼夜守候在病房里。12月21日下午，巴顿心满意足地长眠在妻子的怀中。

    巴顿去世后，比阿特丽丝和巴顿的副官一起编辑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战争——巴顿将军回忆录》，将豪情、睿智的巴顿更加真实地展现出来，也将他们的爱情融入书中，永传后世。(刘波) 
 

    巴顿将军的演讲词

弟兄们：

　　最近有些小道消息，说我们美国人对这次战争想置身事外，缺乏斗志。那全是一堆臭狗屎！美国人从来就喜欢打仗。真正的美国人喜欢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你们今天在这里，有三个原因。一，你们来这，是为了保卫家乡和亲人。二，你们来这，是为了荣誉，因为你此时不想在其他任何地方。三，你们来这，是因为你们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都喜欢打仗。

　　当今天在座的各位还都是孩子的时候，大家就崇拜弹球冠军、短跑健将、拳击好手和职业球员。美国人热爱胜利者。美国人对失败者从不宽恕。美国人蔑视懦夫。美国人既然参赛，就要赢。我对那种输了还笑的人嗤之以鼻。正因如此，美国人迄今尚未打输过一场战争，将来也不会输。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连失败的念头，都会恨之入骨。

　　你们不会全部牺牲。每次主要战斗下来，你们当中只可能牺牲百分之二。不要怕死。每个人终究都会死。没错，第一次上战场，每个人都会胆怯。如果有人说他不害怕，那是撒谎。有的人胆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象勇士一样战斗，因为如果其他同样胆怯的战友在那奋勇作战，而他们袖手旁观的话，他们将无地自容。真正的英雄，是即使胆怯，照样勇敢作战的男子汉。有的战士在火线上不到一分钟，便会克服恐惧。有的要一小时。还有的，大概要几天工夫。但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会让对死亡的恐惧战胜荣誉感、责任感和雄风。战斗是不甘居人下的男子汉最能表现自己胆量的竞争。战斗会逼出伟大，剔除渺小。美国人以能成为雄中之雄而自豪，而且他们也正是雄中之雄。

　　大家要记住，敌人和你们一样害怕，很可能更害怕。他们不是刀枪不入。在大家的军旅生涯中，你们称演习训练为“鸡屎”，经常怨声载道。这些训练演习，如军中其它条条框框一样，自有它们的目的。训练演习的目的，就是培养大家的警惕性。警惕性必须渗透到每个战士的血管中去。对放松警惕的人，我决不手软。你们大家都是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不然你们今天也不会在这儿。你们对将要到来的厮杀，都会有所准备。谁要是想活着回来，就必须每时每刻保持警惕。只要你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疏忽，就会有个狗娘养的德国鬼子悄悄溜到你的背后，用一坨屎置你于死地！

　　在西西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块墓碑码得整整齐齐的墓地，里面埋了四百具阵亡将士的尸体。那四百条汉子升天，只因一名哨兵打了个盹。令人欣慰地是，他们都是德国军人。我们先于那些狗杂种发现了他们的哨兵打盹。一个战斗队是个集体。大家在那集体里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战斗。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一堆马粪。那些胆汁过剩、整日在星期六晚间邮报上拉马粪的家伙，对真正战斗的了解，并不比他们搞女人的知识多。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给养、最好的武器设备、最旺盛的斗志和最棒的战士。说实在地，我真可怜那些将和我们作战的狗杂种们。真地。我麾下的将士从不投降。我不想听到我手下的任何战士被俘的消息，除非他们先受了伤。即便受了伤，你同样可以还击。这不是吹大牛。我愿我的部下，都象在利比亚作战时的一位我军少尉。当时一个德国鬼子用手枪顶着他胸膛，他甩下钢盔，一只手拨开手枪，另只手抓住钢盔，把那鬼子打得七窍流血。然后，他拾起手枪，在其他鬼子反应过来之前，击毙了另一个鬼子。在此之前，他的一侧肺叶已被一颗子弹洞穿。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象传奇故事里描述的那样。军中每个战士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千万不要吊儿郎当，以为自己的任务无足轻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必须做好。每个人都是一条长链上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卡车司机都突然决定，不愿再忍受头顶呼啸的炮弹的威胁，胆怯起来，跳下车去，一头栽到路旁的水沟中躲起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懦弱的狗杂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管他娘的，没我地球照样转，我不过是千万分之一。”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呢？到那时，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国家、亲人甚至整个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不，他奶奶的，美国人不那样想。每个人都应完成他的任务。每个人都应对集体负责。每个部门，每个战斗队，对整个战争的宏伟篇章，都是重要的。

　　弹药武器人员让我们枪有所发，炮有所射。没有后勤人员给我们送衣送饭，我们就会饥寒交迫，因为在我们要去作战的地方，已经无可偷抢。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各有所用，即使是个只管烧水帮我们洗去征尘的勤务兵。每个战士不能只想着自己，也要想着身边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我们军队容不得胆小鬼。所有的胆小鬼都应象耗子一样被斩尽杀绝。否则，战后他们就会溜回家去，生出更多的胆小鬼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懦夫儿软蛋。干掉所有狗日的胆小鬼，我们的国家将是勇士的天下。

　　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好汉，是在突尼斯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爬到电话竿上的一个通讯兵。我正好路过，便停下问他，在这样危险的时候爬到那么高的地方瞎折腾什么？他答道：“在修理线路，将军。”我问：“这个时候不是太危险了吗？”他答道：“是危险，将军，但线路不修不行啊。”我问：“敌机低空扫射，不打扰你吗？”他答：“敌机不怎么打扰，将军，你倒是打扰得一塌糊涂。”弟兄们，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战士。他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管那职责当时看起来多么地不起眼，不管情况有多危险。还有那些通往突尼斯的路上的卡车司机们，他们真了不起。他们没日没夜，行驶在那狗娘养的破路上，从不停歇，从不偏向，把四处开花的炮弹当成伴奏。我们能顺利前进，全靠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硬汉。这些司机中，有人连续开车已经超过四十小时。他们不属战斗部队，但他们同样是军人，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任务他们是完成了，而且完成得真他娘的棒！他们是大集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没有他们，那场战斗可能就输掉了。只因所有环节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整个链条才坚不可破。

　　大家要记住，算我没来过这里。千万不要在信件里提及我。按理说，我是死是活，对外界要保密，我既不统率第三集团军，更不在英国。让那些狗日的德国佬第一个发现吧！我希望有一天看到，那些狗杂种们屁滚尿流，哀鸣道：“我的天哪！又是那挨千刀的第三集团军！又是那狗娘养的巴顿！”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早一日收拾掉万恶的德国鬼子，我们就能早一日掉转枪口，去端日本鬼子的老巢。如果我们不抓紧，功劳就会全让狗娘养的海军陆战队抢去了。是的，我们是想早日回家。我们想让这场战争早日结束。最快的办法，就是干掉燃起这场战争的狗杂种们。早一日把他们消灭干净，我们就可以早一日凯旋。回家的捷径，要通过柏林和东京。到了柏林，我要亲手干掉那个纸老虎、狗杂种希特勒，就象干掉一条蛇！

　　谁要想在炮弹坑里蹲上一天，就让他见鬼去吧！德国鬼子迟早会找到他的头上。我的手下不挖猫耳洞，我也不希望他们挖。猫耳洞只会使进攻放缓。我们要持续进攻，不给敌人挖猫耳洞的时间。我们迟早会胜利，但我们只有不停战斗，比敌人勇敢，胜利才会到来。我们不仅要击毙那些狗杂种们，而且要把他们的五脏六腑掏出来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我们要让那些狗日的德国鬼子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战争本来就是血腥野蛮残酷的。你不让敌人流血，他们就会让你流。挑开他们的肚子，给他们的胸膛上来上一枪。如果一颗炮弹在你身旁爆炸，炸了你一脸灰土，你一抹，发现那竟是你最好伙伴的模糊血肉时，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想听到报告说，“我们在坚守阵地。”我们不坚守任何见鬼的阵地。让德国鬼子坚守去吧。我们要一刻不停地进攻，除了敌人的卵子，我们对其它任何目标都不感兴趣。我们要扭住敌人的卵子不放，打得他们魂魄离窍。我们的基本作战计划，是前进前进再前进，不管要从敌人身上身下爬过去，还是要从他们身体中钻过去。我们要象挤出鹅肠或小号的屎那样执著，那样无孔不入！

　　有时免不了有人会抱怨，说我们对战士要求太严，太不近情理。让那些抱怨见鬼去吧！我坚信一条金玉良言，就是“一杯汗水，会挽救一桶鲜血。”我们进攻得越坚决，就会消灭越多的德国鬼子。我们消灭的德国鬼子越多，我们自己人死得就会越少。进攻意味着更少的伤亡。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这一点。

　　凯旋回家后，今天在座的弟兄们都会获得一种值得夸耀的资格。二十年后，你会庆幸自己参加了此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当你在壁炉边，孙子坐在你的膝盖上，问你：“爷爷，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干什么呢？”你不用尴尬地干咳一声，把孙子移到另一个膝盖上，吞吞吐吐地说：“啊……爷爷我当时在路易斯安那铲粪。”与此相反，弟兄们，你可以直盯着他的眼睛，理直气壮地说：“孙子，爷爷我当年在第三集团军和那个狗娘养的乔治·巴顿并肩作战！”

        城市之间杂志７月号　主编手记　陈海

   2007年夏天的北京酷热难耐，但几个热点事件显然比天气更令业界侧目：一个北京二流高校毕业的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小胖子富豪庞玉良突然出招，以10亿元的价格收购德国帕希姆机场的永久所有权。由于此人的相关资料极度隐密，导致一件普通的商业事件成为国内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明星CEO——大胡子吴鹰从自己亲手开创的UT斯达康出局，业界惋惜之声不绝于耳，而关于创业元老与资本意志、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化生存的争论又刚刚开始；持日旷久的娃哈哈遭遇达能强行并购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方豪华法律团队正式亮相，跨国对阵4大诉讼……

    在今天，全球化的竞争已经在所难免。对于野心勃勃的创业家来说，洞悉并抢占商机、及早布局全球已经成为构建商业帝国必不可少的步骤；而应对国际商业复杂环境的策略，也许是走向国际化的商人们最先应该读懂读透并烂熟于心的。

    我曾经在2004年与性格温和的大胡子吴鹰有过多次愉快而大受教益的访谈，那时他的事业应该是最顺利的。在谈到东西方企业文化时他说：“在西方企业文化里，总是把丑话说在前面，股份大家说得很清楚，很清楚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东方企业文化里面，一开始不说清楚，一旦发展起来很难说。尤其是好朋友的合作创业当中，不愿意计较太多，不讲清楚。一旦做大了就可能出问题。”同时吴鹰还说，“西方公司管理层跟员工关系人情味看起来不足，东方可能工作归工作，大家下来后，一起玩，都是朋友。但西方的可能是不怎么跟下属发展什么友谊，有一天要开除他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一语成谶。 

   海归与国际化的背景成全了吴鹰事业的同时似乎也摧毁了他。而更多的土鳖几乎是奋不顾身地投向全球商业布局。2005年底东星航空签下20架飞机订单事件震惊航空业界。2006年春天，我到武汉拜会东星集团老总兰世立时，他对于国际航空业的宏观发展与微观数据的把握令人吃惊。他敢想敢做，与国际航空大颚谈判时有理有据，分毫必争，最终几乎是“空手套白狼”地赢得120亿贷款用于租买20架飞机。在他的东星商业帝国版图上，清晰地标明战略目标与实施时间表。2007年春天我再次回访兰世立时，东星航空已经宣布赢利，而且正稳健地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扩张。在国际化商人里，兰世立算是“鄂商”里最另类的。 

　　说到国际化商人，不能不提中国第一商帮浙商。当我第一次走近宁波、温州企业家群体，我几乎是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待市场和商业模式的感觉是多么的超前。在浙商群体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商业蓝图逐渐扩展。从把香港变为“联系全球销售网络的收口绳”的南存辉，到第一个花6500万购买私人飞机的裘德道，再到中国首架民用无人机“神鹰一号”的缔造者马福友，无一不是打破成规、敢于挑战市场的商业战略家。 

    在我看来，中国逐渐增多的国际化商人具有如下简单特质：1、野心勃勃的事业态度、全球化的视野与国际化的前瞻眼光；2、良好的教育与职业背景；3、优异的市场开拓意识与高超的市场营销能力。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关注这些最具商业发展潜力与创新精神的创业家与新富阶层。

 　　刘继明：《那儿》的出现，的确称得上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最为重要的文学事件。但它刚发表时，并未受到文学界，尤其是主流评论界的重视，最初只是在小范围内引起了一些关注，并在北大的“当代最新作品论坛”和左岸网站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后来，影响才逐渐扩散开来。这种现象在以前由几家权威期刊和评论家独掌文坛话语权，互联网尚未形成影响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旷新年：《那儿》发表后，有些人把它归入左翼文学的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发表了季亚娅的《“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李云雷在《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中对围绕《那儿》所展开的热烈争论作了很好的梳理。他指出，《那儿》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背景密切相关。离开思想界、文学界的争论，我们将难以解释《那儿》为何会引起这样的热情。“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纯文学”反思、郎顾之争、MBO与国企改革等上个世纪末延续下来的一系列争论都进入了这篇小说中。《那儿》切合了新的思潮，重新审视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新的左翼文学的一个起点。曹征路先生在李云雷的访谈里也谈到他的创作与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对改革的争论，特别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对他的影响。他还谈到了中国人历史观的变化和对工人阶级的重新认识。《那儿》重新关注和思考工人阶级的命运，直接介入了对于改革的反思。张硕果先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儿》不是一篇关于工人的小说，而是一篇描写当代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

 　　刘继明：《那儿》等小说的出现或左翼文学的“复苏”，除了得益于你上面提到的近年来几大思潮的影响，显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精神源头，即已经消亡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传统。这个传统最初从苏联传播到中国，在三十年代渐成气候，到四十年代以后作为一种极为强盛的主流文学思潮，逐渐变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学”也可以称之为“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现实批判和对人民性的强调，是其主要叙述特征，但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断边缘化，这一影响甚众的文学潮流便基本上被抛弃掉了。对于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流变，你曾经在《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一文中作过颇为详尽的梳理和总结。正如你所说：“20世纪‘人民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成为了20世纪文学发展中重要的碰撞和冲突。这种历史进展并不是能够仅仅由文学自身获得解释，它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人民文学’是一种想象的逻辑，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是一个尚未完结的历史建构。”在八十年代，我们那时候听到或见到的都是对“左翼文学”的声讨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被不少理论家判定为是一种文学的倒退，被整个儿扒拉到其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极左政治垃圾堆里去了。包括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当然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觉醒”以及对文学的主体性询唤有关。在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个文学现代化的建构过程，它同后来中国社会融入全球化和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的大趋势是一脉相承的。

 　　在当时，我们对这股大趋势都持一种热情拥抱和欢呼的态度，很少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对此，祝东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可谓比较生动地剖析了这一代人曾经受的难以言传的精神隐疾。为什么会这样？这显然与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的现实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在知识界导致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新左派”的崛起。现在看来，新左的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堪称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在这之前，整个知识界和文学界弥漫着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思潮，中国人的思想几乎完全被一种狂热的发展主义理念所主宰和控制了，新左头一次对此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人们开始思考究竟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更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意愿，以及怎样认识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包括社会公正、平等的价值观，等等，再次成为了评估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从这个背景下考察，“左翼文学”的出现，似乎就成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

 　　旷新年：中国声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正在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全世界和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都各有各的看法，这些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大相径庭。199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阐释中国的焦虑”。解释和命名是一种掌握和控制的方法。每一个人看到中国的不同方面，每一个人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位外国人说，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中国也许用得着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延续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早已经从大学毕业了，他们一出生就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伤痕文学”的叙述。今天我们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全球化、权力资本化、两极分化、减员增效、遍地贪污、全面腐败、三农问题、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等。我们不得不超越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眼光。

 　　刘继明：民间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今天的中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上最坏的资本主义。1979年以来，“社会主义”被官方意识形态定义为“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同样作为一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社会制度，它跟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邓小平当初提出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也许更多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和权宜之计，可当中国社会出现因片面发展经济带来的诸多现实矛盾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暴露出来了，如何化解这种危机，不仅涉及到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关系到如何破解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思想难题。

 　　旷新年：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巨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道德都急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迅速地造成了最严重的地区和阶级分化，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这里发生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快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分享了它。“改革开放”可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199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在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构造了“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义将腐败合理化。“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最广大的社会群体第一次沦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利益集团已经结成紧密、稳定的联盟。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这种两极格局已经定型。社会学家将当前的中国称为“断裂的社会”。中国的形象是非常矛盾、暧昧的。“中国形象”与社会基础严重断裂。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有着迅速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生产能力。在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已经谈论了十多年了，但是中国却至今没有崩溃。在中国，专制与自由同体，暴富与贫穷携手，乐观和悲观并存，希望与失望共生。

 　　刘继明：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状况，显然是“左翼文学”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左翼思潮在消失二十多年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历史诱因。但严格来说，“左翼文学”并非始于《那儿》这篇小说，更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新的左翼文学迄今只有《那儿》这么一部孤零零的作品。实际上，左翼文学真正复苏的信号应该是黄纪苏创作的戏剧《切.格瓦拉》。有人可能还记得《切.格瓦拉》刚上演时那种空前热闹的情景，但这部作品的影响起初仅限于戏剧领域和一些城市青年亚文化群落，很少有人将它同当时的中国思想境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实，《切.格瓦拉》的意义就在于它修复或重新激活了失传多年的革命文学记忆，将无产阶级美学传统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和先锋的面目并置到中产阶级文化正方兴未艾的21世纪之初。但由于它一开始就采用的那种商业运作方式，多少削弱了其隐含的异端思想锋芒，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标签。可以说，《切.格瓦拉》以另一种形式呼应了当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新左派”，尽管该剧的某些主创人员如导演张广天对“新左派”理论并不认同，甚至公开指责过新左的某些学者和理论主张，但那显然只是新左内部的一种表达策略上的分歧，在精神实质上他们是一母同胎的。

 　　应该承认，新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创见的思想群体，其代表人物身份的芜杂和思想资源的各执一词，都无法掩盖自身的含混和游移不定，他们当中既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信徒，也有民族主义的追随者，更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种现象不仅使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对中国社会的不同认知态度，因此，新左的批判力度远没有一些人想象那样强大，足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实质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抗衡和“阻击”力量，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分析美国的右翼力量为什么长期居于主流时曾经指出，右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主化的理论，以及上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迈克尔·沃尔泽虽然针对的是美国的状况，但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左翼为什么始终局限于精英知识圈，而很少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当中，乃至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支配性的影响了。

 　　当然，中国的新左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嬗变的过程，它真正在中国语境下产生实质性影响还是近两年，尤其是你上面列举的如国企改革和三农问题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矛盾之后，随着一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积极介入，新左所倡导的价值观才逐渐引起全社会和国家决策层的关注。到最近频频掀起的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物权法及改革问题的争论，更是对这些社会矛盾和难题的一次集中回应。

 　　旷新年：改革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底层的出现。正如蔡翔在散文《底层》中所写的：“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在讨论《那儿》的时候，许多人将它与所谓“底层叙事”联系起来。陈晓明发现，底层的苦难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同时对底层苦难表现伴随着仇恨与暴力。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中说，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前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 

　　你在《天涯》2005年第5期发表的《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中也提到，“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底层问题浮出水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你批评底层叙述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化的倾向，也就是你所说的“底层秀”。正如你所说的，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还不如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对“底层写作”、“关注底层”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怀疑和不信任。有一次，我对一位朋友说，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

 　　刘继明：蔡翔的《底层》发表于1995年，但为什么距今整整十年之后又重新引起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随着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拉大，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紧迫现实意义。这是新左焕发出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个标志。但此时新左的话语资源也已经从原来的简单移植西马，开始转向对中国本土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认识和整理。要知道，曾经主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由于政治权力的非正常更迭突然中断的，尽管此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几乎完全消弭和颠覆了这场激烈的社会运动，但其推行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并没有连根拔除，而是像种子一样蛰伏在许多人的精神深处，一旦遇上与之相适应的土壤，便会蓬勃生长起来。这从1990年代以后毛泽东热在中国一波接一波地兴起，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患均不患贫”找到更深层的精神基因。所以，“底层”才在近几年突然变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平等指数曾经居于世界前列，现在则已经退居到了130多名，不知不觉之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体的庞大的“底层”，而曾几何时，工人和农民还是这个国家引以为骄傲的“主人”。这样大的反差无疑是底层问题一经浮出水面，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尽管“底层”问题将中国潜伏多年的现实困境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但这一概念本身还是存在着诸多歧义。现在无论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还是新左派都在谈论底层，但他们各自选取的话语姿态和解决方案都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这都是“底层”概念本身的含混造成的。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底层”既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采用过的社会分析方法，如葛兰西和卢卡契，也是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所认同的一种结构形态，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学界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底层”问题不仅不能消解市场竞争的内核，反而证明了通过竞争形成不同的阶层，使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原动力。所谓平等只能是起点和机会上的平等，结果永远不会平等的观点，这显然只是新自由主义者们为其寻找合法的伦理依据的一个借口，但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连起点和机会最基本的平等也相距甚远。

 　　所以，我觉得“底层”概念不仅无助于解释当下的中国现实矛盾，反而掩盖了其中的某些真相。前不久看到余华在一篇访谈里提到，汪晖曾经对他说，过去所有的阶级都消失了，却天天要讲阶级斗争，

80年代，长江牌录音机、莺歌牌电视机、沙松牌电风扇等风靡全国的武汉品牌，如今可能只有部分老武汉人还能想起。没有可持续的品牌，没有在外叫得响的商界巨子，在进入中部崛起的时代，鄂商何去何从？

 文化因素还是缺少机会？

历史上有闻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商帮、广州商帮等独立的商业流派。湖北人也热衷于商业，汉口商业一度发达，却为何鄂商在全国商帮中名头不响？

武汉新阳光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翔说：“不光有文化方面，也有物质层面因素。湖北人只想做将不想做帅，缺少大胸怀。”有多名企业家从文化角度分析其对鄂商的影响。湖北自古有“唯楚有才”一说，受楚文化影响，湖北人聪明，但不是大开大阔那种，有灵气但没有虎气，缺乏大智慧，湖北人的性格是世俗化的性格。

然而，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刘德明另辟蹊径，他明确不赞成这种说法，“全国各个地方性格上没有多大差异，关键是机会。如果没有机会，性格再健全也没有用。”他说，台商受近代历史的影响，较早接受西方思想和西方技术；浙商靠海，开放得较早，迎来难得发展机遇。不过，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及优惠政策的出台，鄂商完全可能后来者居上。　　　　　　

经营规模小还是观念不开放？

“湖北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武汉和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举说，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湖北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湖北商人，也大多不联系。

“湖北包括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一名与会湖北企业家认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心理。”　　

“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处长斯丽娟不赞成经营方式、地理等诸多原因。她举例说，今年“五一”杭州市所有公园免收门票，而带来的饭店等消费收入却比前者翻了两番。“必须以开阔的怀抱拥抱世界，而非等着世界来拥抱你。”不少企业家对此说法纷纷表示支持。

【对话一】

“鄂商最大特点是灵活和兼容”

——访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

长江商报：武汉高校云集，科研机构众多，为什么汉产名牌如此之少呢？

杨叔子：上世纪90年代我到柳州参观，柳州科技人才不能跟武汉比，但却有两面针、金嗓子等一系列知名品牌。青岛也不用说，有海尔、海信、青岛啤酒一系列弛名中外的品牌。对比武汉，我询问柳州陪同人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方想了一会儿说，我们笨，武汉人聪明。很多事情都是湖北人最先发起的，做成品牌却是别人，湖北方言说是“醒得早，起得晚”。这跟湖北文化有关，经济活动会过去，政治活动也会过去，沉淀下来的是历史文化，传承的是文化基因。

长江商报：浙江商人能有今天的成就，有人总结说是“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你赞成这种说法吗？

杨叔子：传统中的诚信贯穿于浙商的人品中，他们不坑人，老老实实地干，在国内外赢得了尊重。我觉得温州商人是浙商最典型的代表，温商“敢睡地板干到老板”，这就是有一种追求、一种精神。

这让我想到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商务圣经》，这本书又名《论语与算盘》。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人物，一生创造了500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父。《论语》代表德，算盘代表才，《论语》代表精神，算盘代表商才。品德不仅统帅才能，而且激活才能。　　　　　　

长江商报：您觉得鄂商性格上有哪些不足？

杨叔子：从1952年起，我至今在武汉呆了55年。我觉得，与南京比，武汉更“世俗化”。两人合作做生意，一个赚得少就不干。只顾局部、只顾眼前肯定不够，需要放宽胸襟，要有大聪明大智慧。数学上证明，最大的利益是双赢。

长江商报：鄂商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杨叔子：鄂商须眼光放远些，境界放高些，脚步踏实些。

长江商报：鄂商有哪些性格特点？

杨叔子：没有特点就是鄂商最大的特点。拿菜系来说，湖南、四川、广东都有体系，而湖北就没有体系。湖北人一年四季吃大米可以，吃面条也可以，辣的甜的咸的淡的都可以，没有体系就是湖北的体系。湖北人没有性格就是最大性格，如果一定要总结，那就是灵活和兼容吧。

【对话二】

中部崛起，鄂商的机遇在哪里

——访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金隆

长江商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首届两岸三地EMBA高峰论坛的意义在哪里？

张金隆：EMBA学员是个在社会上成功的群体，他们对企业有着最高话语权。通过对话的形式，引导各地学员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探讨各地商人与商业个性，探索更好的经营之道。我们作为地处武汉境内的高校，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推动鄂商的发展。

长江商报：为什么选择台商、浙商、鄂商作为探讨对象？

张金隆：EMBA的主体构成是商人，台商、浙商已经形成了特色商帮，湖北地处中部，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将几个地域的商人聚在一起，共同交流探讨，取长补短，共同谋求新的商机，从而实现相互之间的资源增值。

长江商报：您认为通过论坛对鄂商崛起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哪？

张金隆：三个小时的论坛，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但关注企业的发展，是管理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如果能坚持下去，一个论坛，通过交流，只要对一部分企业家产生作用，我们的论坛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要做成一个系列的“华中管理论坛”，就是希望从我们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滴水穿石”，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促进鄂商崛起，我们充满信心。

长江商报：对于此次探讨的话题您怎么看？

张金隆：有一种说法，一年企业靠运气，十年企业靠经营，百年企业靠文化。让鄂商与成熟的商帮对话，吸取他们的优点，找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培养鄂商崛起意义重大。

■论谈

鄂商崛起不再是梦想

“经济活动是短暂的，沉淀的历史是文化。”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一段开场白，拉开了论坛上半场——分析鄂商为何无法形成商帮的序幕。

以杨院士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企业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比较分析了鄂商和浙商、台商、徽商的文化和性格差异，从历史、地域的跨度阐述了鄂商兼容并蓄、精明强干、不肯冒险的中庸文化和多重性格。在文化方面，徽商与鄂商一样，坚守传统的农耕文化，小富即安、不肯冒险的思想，故在近二十年中没落。而位靠海洋的浙商、台商吸收更多的是海洋文化，在近现代的巨变中，他们敢于打破常规、冒险冲锋，故在改革开放中，做大做强了。

而以浙商为代表的部分商人则从商人追逐利润的本质为出发点，分析认为鄂商不“饿”、不够团结、目光短浅是鄂商做不大做不强的根本原因，得出“商人本质上没有文化区分，只有对追逐金钱是否饥渴”的观点。他们举例，温州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没有任何区位优势可言，但温州人充满对金钱的渴望，那种对财富追求的兴奋度是鄂商远不能及的。　　

论坛下半场，就鄂商如何抓住中部崛起的机遇、怎么发展自身等问题，与会人士各抒己见，为鄂商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设性的意见。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武汉这个以国有企业为龙头的重工业城市，鄂商尤其是中小企业，要抓住国家给予武汉的政策　，利用武汉丰富的人才和资源优势，国内外产业大转移的经济环境，解决好诚信问题，发展高校技术与企业创新结合的道路。

众学者、企业家表示，中部崛起，鄂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发展战略，武汉都具备优厚的条件，改变传统形象，实现鄂商崛起将不再是梦想。

■花絮

“如果我来经营东湖”

“如果我来经营东湖，一定会打造出它的特色。”昨日，EMBA学员吴文豪在论坛上谈起武汉的东湖，发出如此豪言壮语。

吴文豪是台湾国景绿化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看到东湖，他谈起台湾的日月潭。“日月潭面积远没有东湖大，但经营却非常好。”吴文豪说，东湖风景非常优美，如果让他来经营，他会在根据东湖风景优美的特色，保持其绿色环境，打造原生态概念，在现有功能上稍加改进，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

“鄂商太聪明，不好”

谈起与湖北商人的合作，昨日来参加论坛的学员—杭州春江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闻国建直摇头，“鄂商太聪明，不是件好事”。

闻国建向记者举例，有一次他和湖北一家公司签订合同，对方把各种小事情全部算在合同里，本来和别人只需一张纸的合同，结果和湖北商人签订了一大本。连五十元的一些费用都想到了。闻国建说，做生意大家都想赚钱，如果在某些小利方面，装糊涂不知道，其实看起来自己亏了，但收买了对方人心，对自己是好事。他称，湖北人的确很聪明，能将各方面想尽、想全不是坏事，但如果处处表现出自己比别人聪明，那就是坏事了，因为“现代商人都不苯”，做大生意需要一种大智若愚的气度。

(转/来源:长江商报）

王菲，北美琴社社长，古琴家，作家，多媒体制作人。互联网上首次古琴音乐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中国古琴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考级委员会评委、美国柏克利大学音乐系特聘古琴与古筝教师。师从著名古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祥霆先生。1989年，曾荣获首届大学生艺术节一等奖。她曾多次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举办音乐会。她的古琴曲及专题经常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美国CNTV、KTSF26等电台、电视台播放。日前，美国的主要教育出版社hrw把她的古琴曲『流水』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收入到2003年的课本『Music of the World Audio CD』给6－12年级的美国学生了解世界各国音乐。

    美国西部时间6月19日，美国加州Milpitas市市长Jose Esteves在市议会上郑重宣布：2007年11月7日为夲市的“古琴日”，并颁发証书，以此鼓励旅美华人王菲和她所领导的北美琴社多来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Milpitas市是美国西海岸硅谷地区一个高科技公司集聚的城市,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中国最古老弹播乐器古琴设立的节日，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标志。

    “古琴自古受到中国文人的推崇，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我对建立古琴日的议案得到市议会通过并未感到惊讶。近年来，王菲女士和她的北美琴社多次举办多次古琴活动宣传中国文化，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好评，幽雅和谐的古琴音乐，就像一股春风，健康的充实着市民的生活，这对我们Milpitas市是十分重要的。王菲女士是为数不多的，掌握古琴技巧与内涵于一身的琴家，她超凡的天资与内在的修养，使她的演奏被美国教育部门选中，作为介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部分，收录入了美国主流教科书中，有这样的大师，古琴在我市更值得继续推广下去。” Milpitas市JOSE市长如此表达他对古琴和古琴家王菲以及东方文化的推崇。

    “音乐是了解另一种文化的载体,古琴就是一个最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因为古琴蕴涵丰厚的中国文化。今天设立这个古琴日的意义,既是向美国主流介绍古琴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把古琴作业加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我相信Milpitas市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发古琴日的城市,但不是唯一的一个,希望国际上更多的城市能像Milpitas市一样重视其他国家的文化。所以，北美琴社与我还会在美国其他城市推行古琴日活动。中国有许多城市与古琴有着深厚的渊源,利用古琴加强中美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王菲在“古琴日”设立仪式上说。

    古琴外交家
   
    90年代中期，北京的文化圈内活跃着三位当记者的姐妹，这便是“王氏三姐妹”：王葳、王菲、王蕤。她们举办古琴沙龙，成立三姐妹文学艺术工作室合作出书，联手采访，在新闻界、文艺界颇有影响，被誉为“京城三才女”。美国著名的《波士顿环球报》评论员迈克肯尼则戏称她们为“中国的勃朗特三姐妹”。

    王菲90年代大学毕业后曾任光明日报社记者，多次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举办音乐会。1993年访美期间，被美国马里兰州长授予“巴尔的摩荣誉市民”称号。1997年王菲去美国留学，随后发起成立了北美琴社，会员发展至千人，遍及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她的北美琴社网站获得由国际网站管理人与设计师协会颁发的2001——2002年度金网站奖。在美国，她还上著名的伯克利大学音乐系讲授古琴，并出版古琴演奏CD。

    王菲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多媒体硕士的中国人。拥有“中国文化网”、“中国姐妹”、“中国作家”、“北京人”、“中国乐器”、“北美琴社”等网络，并且是其制作人。2002年王菲为古琴申请“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助阵，与人民网合作，进行古琴史上第一次网上音乐会直播，当年与美国CNN合作拍摄有关介绍古琴的电视片在世界各地播放。在中国文化遗产日与美国亚太传统月活动中频频出新招，策划文化活动，介绍国古琴与中国文化。

    作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西方主流大学的中国音乐家,王菲不但在UC Berkeley, UCLA, UCSB,UCSC 等主流大学讲授古琴,她的古琴曲『流水』作为中国音乐代表被收入到美国2003年音乐与地理课本。她不光是唯一入选的中国音乐家，也是唯一的一个亚洲音乐家。

    古琴与中国文化
      
    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1月7日在其巴黎总部宣布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中国古琴艺术名列其中。批准前，外国评委在听取美国专家意见时，专门征求正在柏克利加大教授古琴古筝的您的意见。说说您在西方推广古琴以及传播中国文化的感受？
    王菲：中国的经济发达与文化传播不成正比,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商品价廉物美，而对悠久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我在美国这十年,深深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要看经济发展,但文化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外国人对中国理解就只是一个便宜货的代名词。用古琴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口,因为音乐是世界通用语言。在美国的华人都希望打入主流.打入主流并不意味着同化,一味的迎合主流文化而忘掉自己的文化,你拿什幺进入主流？把中国的文化精华介绍给美国主流也是对主流做贡献的方式,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主流需要对各国文化了解，这样各族裔才能更好地融合。

    记者：古琴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民间文化交流有什么样的作用？
    王菲：1977年，美国旅行者号宇宙飞船向太空发射了一颗能运行十亿年的金唱片，古琴曲《流水》作为人类音乐被选入其中，向宇宙寻找知音。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重大事件让古琴在海内外受到重视,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古琴艺术不但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在您之前的老一代琴家是如何推广古琴艺术的？
    王菲：1945年查阜西先生应邀到美国几所大学作有关古琴的学术讲演，并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录制了《渔歌》等七首琴曲音乐资料之一。古琴真正被西方所认识应该是二十世纪开始的。西方的一些博物馆也收藏并展览中国的古琴；外国人到中国接触、学习古琴而用外文撰写古琴方面的书籍与文章；中国的学者到西方访问、留学、移居并在国外演出、教学、录制唱片从而把古琴音乐带到西方,让古琴这个中国的国粹在海外生根开花。

    记者：海外是如何研究和看待东方古琴文化的？
    王菲：提到外国学者对古琴的研究及古琴在西方的影响,当首推荷兰的著名汉学家、外交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先生。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毕铿(Laurence Picken)教授, 1944-1945年访问中国期间，跟徐元白先生及他的学生学过古琴。毕铿至今还有一张徐元白监制的古琴。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大国，需要解世界其他文化。1958年起,洛杉矶大学(UCLA)最先开展了世界音乐教学(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被誉为美国民族音乐学之教父的孟托胡德(Mantle Hood)为该校音乐系聘请名师,开设新课。美国人李伯曼(Frederic Lieberman)把《梅庵琴谱》翻译成英文，井在英译本中增加与古琴减字谱对照的五线谱及图片资料，附有录音带。他虽然目前主要研究美国流行音乐，但对古琴音乐还是迟迟不能忘怀，经常观注琴界的动态与活动。

    记者：您经常在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大学做古琴的演讲与演奏，能不能说说？
    王菲：我于2001开始受邀于伯克利大学,不但在理论课上讲古琴理论,而且在中国音乐演奏课上教授古琴演奏法。2004、2005年我又邀在伯克利大学的美国音乐史课上讲授与示范古琴,因为学校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美国的音乐也是受世界各国音乐的影响,古琴也是影响美国音乐的一部分。伯克利大学大概是第一个把古琴放在主流音乐课上讲授的大学。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美国主流教育出版社hrw把我演奏的古琴曲《流水》代表中国音乐收入6－12年级的音乐与地理课本『Music of the World Audio CD』。这个课本收有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让美国学生了解世界各国音乐。

    记者：当时是谁推荐古琴曲《流水》入太空？
    王菲：著名华裔作曲家,哥伦比亚大学作曲系教授周文中先生。

    记者：您认为古琴文化在海內外的互动传播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菲：不可估量。6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这段时间, 香港台湾琴界与海外交流的比较多,影响力也比较大。梁在平先生之子梁铭越自幼从师于琴家胡莹堂学习古琴，1964年他来美国读书,并在加州洛杉矶大学获民族音乐学博士,70年代曾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学中短期任教及讲学。80年代曾任美国玛里兰大学音乐系教授。他的英文著作《古琴的研究》( The Art of Yin-Jou Techniques for the Seven-Stringed Zither)(1973年出版)应该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的有古琴的英文书,也是为数不多的有关古琴的英文书之一。
国内琴界与海外的交流,应该是从中国的改革開放以后开始的。郑珉中、李祥霆、龚一、吴文光、吴钊、陈长林、林友仁、成功亮、丁承运、戴晓莲、赵家珍、余青欣、李凤云等琴家多次出访各国演出,举办音乐会,讲学与参加国际会议。李祥霆先生是当今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琴家之一。他于1989年至1994年五年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古琴即兴演奏研究，并在伦敦大学亚非音乐研究中心教授古琴和洞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伯克利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做过学术演讲。他曾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荷兰、芬兰、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巡回演出与演讲，举行了40多场独奏音乐会。1982年在英国达拉姆东方音乐节的音乐会是第一次个人独奏音乐会，完全征服了从未接触过古琴、甚至中国音乐的异国听众。1992年在巴黎拉维拉剧院的音乐会则是琴史上盛况空前的音乐会，千人座位座无虚席。
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包括许多西方人士在关注和参与到古琴文化活动，可以预见古琴作为民间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